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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早期计算机研制中的小故事父亲的办公楼 ——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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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不知何时何地,听说哥曾经,也经常的去父亲的办公楼写作业。以前一贯的佩服我哥的学习成绩[萨评：一句话说得俺无地自容]，所以哭喊着也要去，而且，美其名曰：那环境，有学习气氛。 父亲工作的楼是面南背北的大板楼，非常纯粹的中国50-60年代的科研部门楼，如果有研究的朋友们可以调查一下，那种楼通常楼面宽宽，大概得有上百米。共 6层，最上面是天台，每一层楼层都很高，至少当时觉得两个我叠一块儿也摸不到顶。宽大的大门立在又长又宽的台阶上，上去后正对的是大楼梯，很缓的那种，缓就比较长，每一节台阶都宽宽的，上去分左右两道相对小的楼梯，然后到了每一层又合二为一，比现在最豪华的写字楼的都宽，踩着舒服，很符合科研人员的习惯，拉得开步儿。 父亲的办公室，记得是四楼，412，不大，3张办公桌，说不上豪华，可是很宽敞，靠门边是一大排的文件柜，分别写着同室的名字，迎面大窗户，没有落地，可是亮堂堂，和对面站岗的数学所总部遥遥相望。旁边是413，好像是个套间，特别的是，开门就有一股淡淡的香烟的香，不是杨YAO WU 叔叔就是张SHOU YUN叔叔，反正有那么个抽烟的，并不是在这间办公室，却是爱来串门的。窗台上摆着几盆花草，最记得的是文竹，父亲告诉我用香烟头泡过的水可以治蚜虫。 413还有一个东西是那个时代特别稀有的，就是一部电话，全黑的，转盘是金属的，亮亮的，透下去看，每个数字都又大，又黑白分明，很是好看，拿起话筒，胶木的感觉，温柔的很。现在人看我这样写电话肯定觉得不可思议，但七十年代有电话的家庭不是部长司长就是学部委员。。。 而且，话筒上一点奇怪的味道都没有，不象现在办公室自己专用的电话底下都得垫一袋諾顿红茶，看来那时代的科学家们都没有口臭的。最奢侈的是拨117，听见里面“叮咚“，然后是动听的女声：“刚才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21分”之类。 别的不敢拨，小时候很听话，老实，父亲也不让拨，说117是免费的，其他都要收费，这是公家的电话，不能随便用的。所以奢侈在于能拨，而且，能够拨两个”1“，手指头进去，从几乎是最左边将转盘拨到最右边，松手，然后可以听见很长时间的”哗啦啦“，看着转盘有节奏的跟着返回来。 一般来说呢，我是不太有机会坐413的，因为那里新鲜的东西太多，太有可能。。。哦，其实现在想来，尽管我在父母的眼里是相当的听话，不过父亲还是怕我干出偷偷拨打公家的电话这类事情，在他的眼里，能让我去办公的地方写作业那就已经是很出格的事了。 晚上的计算所大楼是安静的，到了夏天，无论多热，只要打开窗户，阵阵柔风，尽管没有做什么正经的作业，可是心里一点也不烦躁。每每夜深离去的时候，总愿意在楼下侧目，看看还有那么多的窗户里面的灯光。。。 时有带黑框眼镜的张NONG BING阿姨，到现在也乡音未改的杨LI ZHI阿姨来办公室加班，看着她们宁静的脚步，觉得科学家也有这么美的人吗[萨评：叹气，这个评价一点儿都没有离谱，《人到中年》走红的时候，很多次在大街上都有人把杨LIZHI认成了潘虹]？后来，有了帅气逼人的陈钢，上得了《电影》杂志的潘YANG KE阿姨，那就更是内心中的美女，帅哥儿了。 六楼是个平台，又叫天台，做一会作业就央告老爸带去休息，因为那里高，那时的人，都已经久经锻炼，或者全心做学问，想不到什么，所以没有象现在考试没得 100分，工作压得心理抑郁跳楼的，所以不必象清华主楼似的，四周围满铁丝网。一眼望去，天也是蓝的，星星点点，闪闪。那时的中关村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这六层的办公楼顶已经可以似乎了望到最远的科学院小院宿舍。 看着父亲打打太极拳，自己就围着天台四处跑，努力数着每一盏灯亮的地方。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已经融化在大地，星空还有着淡淡的香烟的味道。 [完] <div> <a target="_blank" href="http://sns.juziyue.com/webinvite.php?u=337" rel="noopener noreferrer"><img src="http://image.webstory.my/WebStoryLogo32.png" /></a> 本文用<a target="_blank" href="http://sns.juziyue.com/webinvite.php?u=337" rel="noopener noreferrer">菊子曰</a>发布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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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早期计算机研制中的小故事外一篇第一个女程序员——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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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border="0" src="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138/4789895835_86a2ed1223.jpg" /> 烫发的那位，应该是夏培肃，而中间戴眼镜的，虽然过了五十年依然面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今天她仍经常在计算所大院里出入，是母亲晨练时候的伙伴。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她曾扶住母亲，热泪难抑。但我却无法说出她完整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我不能确认。 这真是件惭愧的事情，但我又无可奈何。 一直叫她张阿姨，叫习惯了。 但她的名字我说不出来。科学院人有个坏毛病，说话力图简练，往往把人家三个字的名字说成两个字，比如陆启铿先生，大家只说“陆启”，金翠柏研究员，大家只说“金翠”。他们自己人都明白，当面也这样叫。 不过也不是都这样叫，项可风先生就是项可风，张广厚先生就是张广厚，不会被叫成“项可”或者“张广”。 我推测这可能和发音好听不好听有关，因为凡是被简化成两个字的，听起来都显得铿锵有力，不过这个可没有确证。 他们是简单了，问题是我们这些小辈就经常乱套，至少我很长时间一直以为陆启铿先生就叫“陆启”。 我也一直弄不清这位张阿姨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哪个字，记得还问过一次，知道了她名字中间的那个字，是“绮”，“绮罗”的“绮”，可最后一个字，因为不常用，还是忘掉了。 据我所知，她是北京人，1958年来到的科学院，随即到计算所，入程序设计室，一直在科学院工作到退休。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各种网页上拼命搜寻以“张绮”开头的名字，最终无功而返。 她的名字找不到，但我们这些曾经以编程序为生的，都该来对她表达一份敬意。 因为，她是我国第一代程序员中唯一的女性，苏联专家什米格列夫斯基最优秀的弟子之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地面跟踪，主要程序就是出自她的手笔。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不适合作编程。这不知道是从何而起，据说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就是女的。“女性不适合编程”这是不是传说暂且不论，至少她是这个传说的绝对颠覆者。 父亲回忆当年的工作时讲过，“张绮霞（天，写到此处忽然灵光一闪，这个名字一下就冒了出来，虽然最后那个字是不是这个霞有待存疑，但肯定是这个音）编的程序，一次就过。” 这份本领，当时几个男的程序员都比不了。 编过程序的人，大体能够感到其中的厉害 – 至少我编程从来不敢说一次就过，要反复修改，才能剔除其中的Bug。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朋友中，能够编程不出错，一次就过的也会有，也很了不起。 慢。。。 请记住时间背景 – 那是五十年代的编程阿。 什么是五十年代的编程呢？这意味着没有Basic,没有汇编，没有Colbol。。。这种编程不是今天那样的“写”程序，而是用机器语言来编！也就是说，编出的程序根本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在纸带上打出的不规则小孔（修改程序就是给纸带打补丁），程序员需要先把给计算机的指令换算成二进制数字，然后把二进制数字转成这些小孔，每一个小孔代表了给计算机的一个信号，上百个小孔驱使计算机作一个动作，成千个小孔形成一条指令！ 那根本不是人能看懂的东西。 让我用成千个小孔向计算机下达指令。。。 别说作这样的程序了，就看懂它，也足以令人恐怖。 而张绮霞编的程序“一次就过”！ 这种本领，就太。。。 空调可能坏了，后背一阵发冷。 弄明白这件事后，当时我见到她常常会多看两眼，而且根本不敢跟她提自己也是个编程序的。。。 早年曾对这些带点儿“非人”的描述有所疑惑，但真正见识了几次，心里又有点儿怯惧，只是找不到表述那种感觉的方法。直到看了冯骥才先生的“刷子李”。 “刷子李”是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一位粉刷师傅，据说是这样的 — “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 这简直不是人的本事。 刷子李收了个徒弟曹小三，曹小三不大信师傅有这个本事，老想看出破绽来。 于是，第一次跟着师傅刷房子，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 — “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妨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想拿砖头砸冯先生的冲动。 没说的，这句话值得记一辈子。 不过，我见到张绮霞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在她退休以后。那时，她常来找父亲帮忙 – 多半是相机玩不转了。还有的时候是微机玩不转了 – 这有什么奇怪的？今天的计算机和当年简直没有相似的地方，整个一个家用电器。这些作研究的，多半是对着二进制口若悬河，自家的电视有几个功能永远搞不清楚。计算机成了家用电器他们玩不转，恐怕一点儿也不奇怪。 后来她曾经说过，这些搞计算机的老人儿，应该自己成立一个组织，相互通气，交流技术。 估计是觉得跟小辈儿们请教Windows里面打印机在哪儿设置这类事情多少有点儿伤自尊吧。 再看这张照片，目光清澈犀利的张绮霞女研究员，和计算所食堂前面清晨举着把剑锻炼身体的张阿姨。。。无法分明的感觉。 大巧若拙，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待续] 写到中间，因为心里打鼓，给一个出身计算所的朋友写了个邮件确认，他的回信让我放了心 – 张绮霞，的确是这位我国第一位女程序员的名字。他还说了一件事 – 1960年，陈赓大将来所里，看了张绮霞编的程序，听人家说明白这是干什么的，大为钦佩，一个劲儿地敲自己脑袋。 能让陈赓大将敲自己脑袋的，能有几个？ 蒋介石，肯定是做不到。。。 <div> <a target="_blank" href="http://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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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早期计算机研制中的小故事我不看北京人在纽约——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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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ROM指令能让人癫掉看来不是科学院的特殊现象，我写完夏启胜先生带队分析奥里窝地机的一段后，有位朋友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当年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要比较一段x86的汇编翻译+运行时间优化以后变成的另外一种机器的汇编。每天盯着模拟器反汇编出来16进制数字。后来有天下班的时候坐在车里，从车窗望出去，看到旁边一辆车的牌号，脑子里就直接把那个号当成16进制数据了，先给扩展成二进制的，然后开始想：这是哪个指令呢？这段描述外人看了会笑，了解内情的人看了会想哭。反正，攻关长城201（奥里窝地机的仿制品）的时候，中关村的大街上如果看到一些两眼发直的人在游荡，有的人还拿着饭盆或者书这类的东西却浑然不觉，那很可能就是父亲他们那个研究室的。奇怪的是父亲每天要骑车从东四到中关村，还要从中关村回到东四，那段时间居然安然无恙，只能说当时北京的交通管理得太好了。不过这样的脑力劳动一直进行下去，的确是让人吃不消的。有位长辈提到工作中有一次王G权先生（上一张照片中最右面的那一位）忽然晕倒了，把大家吓了一跳。知识分子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经验，好几个同事赶紧过来把他扶到一边躺下，有人大声叫他的名字，有人去准备冷毛巾，当然也有人去叫王太太项X燕女士。冷水和呼唤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时候，王太太来了。王太太皮肤白皙戴一副无边眼镜，文质彬彬的也是科学院的，不过她在生产部门，所以做事雷厉风行，与这些搞研究的完全两个风格。看到老公晕倒，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王太太走上前去对着王先生脸上一阵拍打。这个治法让在场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们脑袋集体宕机。嗯，好像效果不错，王先生慢慢睁开眼睛，但眼神似乎有点儿没焦距（可能还在某个语句和某个电子管的插脚之间挣扎呢）。王太太指指自己，问他 – “我是谁？” 王先生定睛看看，吃力地回答道：“你不是小项么？” 王太太点点头，拍拍老公的头笑道：“行，还认得我就好办。”于是把王先生扶出来，坐到自行车后座上，自己镇定自若地骑上车，告诉王先生一声 – “抓牢我阿！”蹬起来就飞快地朝医院去了。看着王太太一骑绝尘，王先生的众位同事们或咿呀，或咋舌，若当时有韩剧的话估计王太太“野蛮女友”的招牌是跑不了的 — 当然没人敢当面说。唏嘘完毕之后大家回去，接着跟计算机较劲。其实，王先生在同事中是身体很好的，他冬天依然冷水浴，每年都参加北京市马拉松长跑比赛，是前几名的有力竞争者，直到2008年奥运会还是代表科学院的火炬手呢！长城201的研制把他都折腾成这个样子，其他的人可想而知。写下了“外人看了会笑，了解内情的人看了会想哭”这句话，忽然想到一个无关的话题。偶然在网上看到的中关村老照片（14楼前），很容易让人想起童年的日子我一直不看《北京人在纽约》，哪怕它最红火的时候也没有看过。在数学所平房住的时候，正和我家对门的，也是一家有两个孩子的人家（原来是于树祥先生住，81年于先生搬走了），那家的父亲姓王，个子不高，戴一副黑色眼镜，从来不曾高声说话，他的孩子们也是同样温文尔雅的性格。在院子里的人们中间，因为这种文气，这一家人几乎被大家忽略了。他家的条件比我家稍好，有一间半房（因为有一间实在太小，只好叫做半间），红砖砌成，顶上是水泥瓦的那种，门口有自家垒的一个小煤棚，放冬天烧的蜂窝煤。今天看来仿佛民工的简易房，八十年代科学院知识分子们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大家有这样的房子住，已经很感激。他家左邻，是数学所所长龙瑞麟先生，右舍，是密码专家章照旨先生，大家的房子，都是一样。每一天大家过的日子都很相似，包括厨房里飘出的炒白菜的香味都是一样的。有时候院里遇到王叔叔，他不管你是大人小孩儿，一样温和地一笑，就算打了招呼。再后来，王先生被邀请去美国讲学。这可是好事情，那时候哪怕你是“国际知名学者”也罢，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去吃些天方便面，攒几个大件回来让妻子能够不用搓板洗衣服，孩子们有彩色电视看，或许是他们心底对生活最深切的一点愿望。可是王先生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在纽约的一次学术会议之后，朋友开车送大家回去，不料途中出了事故，王先生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那里正好没有安全带。也是这辆车唯一没有安全带的座位。。。几个同车的都比他年轻，我几乎可以想象王先生那时一贯的温和，让每一个人先上，自己上车的时候，就只剩了最后一个座位。他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王先生，大名王启明，正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所长。我一直不看《北京人在纽约》，理由很简单，只因为它的男主角叫做王启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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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七。逼死人的的暗算——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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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仿制，和仿造步枪手榴弹不一样，这是因为计算机里面要安装程序的。没有程序，即便硬件完全原样仿制成功，计算机照样不会动，即便把里面的程序完全按照物理的方式复制成功（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也没法按照我们的要求制作新的程序。弄清它里面的程序是怎样写的，可以怎样修改，是破解台式计算机之谜的关键。 下面这段有些枯燥，不想费脑筋的朋友可以略过。 . 面对只有使用说明的计算机，夏启胜先生提出的破解方法今天想来还让人不寒而栗 – 读出ROM里面的数据来，一个bit一个bit地还原它的内容，以此为依据就可以揭开国外台式计算机的运转机理和程序设计方法来。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 我们对这套系统一无所知，其存储器里的内容就算读出来，也是一大堆bit,不知所云。这就象给你一篇外星人的文章，然后让你把外星人的语言还原出来一样，这怎么可能呢？！你就是听一千遍，文章再长，也是一团混沌。 . 但是，假如你知道这篇文章里面每句话会引起什么后果，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曙光。比如开始第一句一念，就有一个卫兵立正，第二句一念，就有一个大臣跳楼，那事情就好多了，因为你知道这样一句话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以此类推，如果运气好，慢慢地就能把全部的内容破译出来。 远有福尔摩斯破获跳舞的小人，近有郭沫若解析甲骨文，莫不是用这个办法。 在当时的计算机里面，唯有ROM中的数据，算是有迹可循。 这时候就得说说ROM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的。所谓ROM，大名“只读存储器”，里面的程序是计算机出厂的时候存在里面的，不能修改。它的功能相当独特，专门执行计算机启动时候检查硬件设备，激活输入输出等工作。换句话说计算机一接电，就会首先运行ROM里面的程序。ROM里面的内容，和硬件结合最紧密，执行的是对计算机最原始的要求。 干了这么多年的计算机，咱们的计算机研究人员，对计算机开机的时候需要ROM里面的程序干哪些“最原始”的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无非是检查各个接口，初始化各个设备，判断有无故障，发出蜂鸣音之类，万变不离其宗。于是，ROM里面的那些Bit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有了判断的依据。 如果弄懂了ROM里面的内容，就为揭开整台计算机的秘密打开了大门 – 第一，它的基本运行模式，比如怎样读写设备，怎样判断故障，我们都能够了解。甚至可以从软件的写法反推对硬件有哪些要求，否则那些电子元件也不是每一个都能从外观就明白该怎样仿制的；第二，以此可以判断该计算机中其他程序的内容，都弄清了，这台计算机也就研究透了，可以仿制了。 但这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把ROM的内容读出来本身就不容易，就算读出来了也是打孔的纸带而已，拿着这个东西琢磨它的编程机理，想想也会让人发狂。这需要极优秀的想象力，然后再用极大的毅力将其验证，每一次验证，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成功若真是失败的儿子，那它的繁殖率足以在自然界被自.然淘汰。 这大概可以算作真正的暗算了。 好了，刚才选择略过的朋友可以回来了。 实际上，这个方法后来推广开来，在国际封锁的日子里，我们颇有一些计算机机型，就是用这种方法仿制出来的。 没有的选择，这批无论原来学数学的，学物理的还是学无线电的研究人员，就这样统统投入了疯狂的工作之中。难怪这些父执辈们看到我辈面对汇编语言一筹莫展深感不解 – 就这样简单的玩意儿你们还能玩不转？ 这项工作的艰苦，几十年后还让父亲言之胆寒。不过，这倒锻炼了他极强的程序分析能力，他后来专攻软件评价的研究，到德国GMD公司工作的时候，德方人员追着给他做助手，原因就是认为这人的分析能力太强了，他做出来的论文肯定一鸣惊人。事实上到1996年，父亲当时的助手莫妮卡博士还在拿两人合写的论文当敲门砖参加国际会议呢 – 父亲写这论文的时候是1984年，当时和父亲一起在西德的同事都知道，其实，莫妮卡博士，不过是给把它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已。。。 [待续] <div> <a target="_blank" href="http://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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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六。夏先生不肯领奖——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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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父亲，你们当年做台式机，谁是最关键的？ 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了一个名字，而且只说了一个名字，那就是 – 夏启圣。 我在网络上寻找夏启圣先生的名字，很遗憾，几乎一无所获。唯一可以找到他名字的地方，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的名单。他的名字后面列着获奖的项目 –“203”高级台式计算机。 事实上201，202，203都是夏先生领衔研制的。 夏启圣先生在父亲的同事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以至于让我回忆他的形象永远是一个昏黄的影子 – 这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去所里写作业，能见到夏先生的唯一地点似乎就是这里。他是湖北人，但性格并不九头鸟，很是温和，只是常常礼节性地打了招呼，就又埋头到他那一堆资料里面去了，偶尔上阳台散个步，也常常神游天外，或皱眉，或微笑，都和周围的人和事儿没关系，如果形容一下就是一如穿越小说中主角刚到某个陌生世界的样子。 夏先生技术上是真厉害，听说他退休以后去过美国访问，本来大约也不想干什么，硅谷的大公司追着请，请他干吗呢？帮忙做主板线路设计的把关。这个活计，行内的人知道，是计算机业里最顶级的工作。夏先生这样的人，让他离开工作和不让我吃饭的难度差不多，请他倒是正中下怀。玩儿似的就干了，他是退休后找补差，那些最好的工程师，给的报酬都没有他这个玩票的高。 那时美领馆前头排队的人可以拐好几个弯，知道夏先生的待遇，只怕嫉妒也嫉妒得发狂。 同事叫他老夏，其实他和父亲是同年，如果在世的话也就七十出头。 忽然想到夏先生的墓木已拱了，忍不住叹口气。 夏先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他去世前倒数第三天，还在给同事讲解技术问题，大约他知道自己如果走了，很多精彩的构想，也就将随他而去。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讲出来，他的讲述一直坚持到了这个时刻，有多少他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永远没人知道。 当时他是在美国治病，听他最后讲述的，很多是美国的学者。他的骨灰会到北京的时候。仍然能够记得夏先生的夫人和张广厚夫人，钟家庆夫人抱头痛哭。 那正是科学院在十年文革后青黄不接的时刻，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多的时候。 要算工作时间，这个人恐怕要比一般人多很多，我似乎就没有在办公室以外见过他。现在理解起来，是夏先生对他的那一摊儿东西乐此不疲，别人看他辛苦疲劳，他却乐在其中。 喜欢加班不算独特，那个时代的科研人员大多加班挺多的。夏先生的独特之处是他工作的动力有点儿特别。 那个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实际是分级别的，夏先生是一等奖。够荣耀的吧？连一个研究室的同事都跟着自豪。夏先生却拒绝领奖 – 他既不是谦虚也不是故作姿态，理由怪得让人哭笑不得。夏先生说，我研究这个是因为兴趣所在，所以，取得了成果也不要奖。 夏先生不是书呆子，他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这样说，只有一个原因 – 个性。 这人要是宋朝的，有这样的说法也就罢了，可他是红色中国的研究员阿，这样独特的世界观，足以让人叹服。 可能因为他这种性格，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默默无闻的人，赢得了父亲极高的评价 – 老夏这个人有毅力，而且，聪明，特别聪明！ 能在科学院赢得“聪明”，“特别聪明”的赞誉。。。父亲说夏先生聪明，曾举过一个例子。当时很多地方都设立了计算机厂，但在台式机研制这个方面，只有科学院真的取得了突破。这里面，很多工厂遇到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晶体管门电路的敏感度和稳定度问题。计算机的每一个门电路，代表着二进制中的一位。接通为一，不通为零。这些门电路，可以据此代表世界上任何事物或动作。计算机要求门电路要足够敏感 – 要求接通就得要接通，要求断开就得要断开。但是。。。又不能太敏感了，还要稳定，这个稳定，说的是你接上了就得接牢靠，别旁边一拉日光灯你就断，那还不乱套了？ 但是，因为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太少，各家计算机厂做出来的电路五花八门，大多数不是敏感得跟小沈阳他们家那保镖似的就是稳定得和动物园的千年龟一样，这当然是优点。但反过来说就是这些电路或者稳定得跟小沈阳他们家那保镖似的，或者敏感得和动物园的千年龟一样。。。 老跟这类玩意儿打交道，感觉一定妙不可言。 我们现在都说计算机是“聪明的笨蛋”，因为它可以记住千千万万的数字，但如果程序有一点儿错误，也不知道拐弯。但我们早期研制计算机的时候，计算机不但和现在一样不知道拐弯，而且脑筋也经常出错 – 本来应该通的电路中间因为什么干扰忽然就变成断了，本来断的电路不知怎么的忽然就通了，存储的数据自然乱作一团。 那时候试制的计算机不是聪明的笨蛋，干脆就是一个笨蛋，而且还有点儿躁狂。 夏先生下了极大的功夫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无非是电容和电阻，以求最合理地匹配和设计线路，在稳定和敏感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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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五.仿制也不是容易的事——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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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的技术交流胎死腹中之后，进行微型电子计算机（当时统称台式机）研究的“长城工程”也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危险。 不干了行不行？ 答案是 — 不行。从民用的角度讲，急需计算机的企事业单位不在少数，但现有大型机的费用让他们无力问津；从军用的角度讲，假如北疆的边防雷达站需要计算机帮助计算某个不明飞行物的轨迹，现有大型机的数量不足，使用条件也无法满足需要。 至于从国外进口微机，有钱都没地方儿花 – 那个时候科研单位连研制的样机都进不来，更不要说为军用民用成批进口了。 迫在眉睫，白天批斗，晚上干活，也得干。 雷达站这个是真有其事，事实上当时要测定的是苏联穿越我国东北上空的间谍气球。长城203定型的时候，为了确认其能够在北疆使用，军方有一个要求是零下 XX度条件下要能连续工作X个小时（还有一个要求是零上XX度下有同样的连续工作时间，那是为了在海南岛使用提出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要半夜才能回来，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设计思路。按照原有大型机的方式搞，也未必搞不出来，但明摆着是落后的，恐龙再小巧也是恐龙，一样逃不过白垩纪的大灾难，技术指标肯定也达不到要求。他们手中也有一些国外公开发表的论文，虽然无法窥视其核心技术，但从掌握的技术材料来看，当时国外的微机并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明显已经另辟蹊径。认识到这一点，院里为“长城工程”制订的计划是 — 先仿制，再改进。 仿制的对象，最初选定了气象局使用的英制计算机，因为“无可替换”而被迫放弃。山穷水尽之时忽然听说本所另一个科室曾进口了一台意大利计算机，目的是完成某个科研任务，现在任务完成，机器也就成了闲置设备。 说起这台机器还有点儿来历。它是意大利奥里沃地公司的产品。这个公司也是欧洲计算机研制的先驱之一，但由于计算机研制投入的资金过多，导致资金链断裂，这个公司到六十年代前期已经濒临破产。由奥里沃地的情况也可看出计算机的确是一个虽然高产出，也需要高投入的行业。正是由于资金短缺，奥里沃地的老板与当时对西方敌意深重的中国做起了买卖，并巧妙地帮助中国摆脱了巴统组织（对，那个时代就有巴统组织，连名儿都如假包换）对这笔交易的质疑。这台计算机就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 简直是瞌睡送来个枕头阿！ 萨爹他们理直气壮地跟所里提了申请，小心翼翼地把这台机器弄了回来，临走，还不忘告诉人家 – 这可不是借阿。 废话，拿来就大卸八块儿给凌迟了，当然不是借，借了就没准备还。好在兄弟部门都对他们表示理解， 尽管如此，拿了一台样机就想仿制计算机，还是有如天方夜谭。 这仿制，倒是我们的长项，在国门没有打开的日子里，大到驱逐舰，小到气门芯，中国科研人员算是把仿制的本事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空军的歼-7战斗机就是仿制的，按照苏联卖给咱们的米格21全尺寸测绘，一个部件都不改地仿，工作原理并没有完全搞明白居然就给仿成了！. <img border="0" src="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141/4789974735_3491edbfe9.jpg" /> 仿制成功的歼-7第一个型号 – 歼七-J，虽然它还不完善，但代表了中国正式拥有自行制造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不知底细的潜在对手因此受到的威慑，就是歼-7的价值 不过，这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1961年刘亚楼与苏联签订了引进米格21的合同，毕竟获得了部分技术材料，特别是材料强度和加工工艺部分的资料，否则，单凭外观你怎么能判断某一个部件的强度要求，和它用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呢？同样的一个连接件，用不同的材料，那机械性能可能大相径庭。即便如此，由于米格 21早期型号设计上的固有缺陷，仿造成功的歼-7还曾经发生过多次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说来，还是仿制的过程过于仓促了，如果能够吃透它的设计，或许这些血的代价，并非不能避免。. 七十年代，我们曾经通过北非某国拿到了苏联第三代喷气式战斗机米格-23（记得好像是第一代米格15对F-86，一代半米格19对F-100，二代米格 21对F-104，三代米格23对F-4，不过F-104和F-4好像差距并不大）但最终对它没有仿制。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技术材料，其变后掠翼的盒梁加工工艺我们并不掌握，没法在不超重的条件下制造出同样强度的设备来。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看完米格-23的飞行表演（当时北非某国是配了飞行员和维修工程师来的）和座舱布局，空七师的某位老总大为怀疑，认为这东西名不副实，硬说拿歼-6就能把它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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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四.磁芯恐惧症——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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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到《第一位女程序员》，居然被小魔女看到了，回来对我说记得张绮霞先生，当初在院儿里常见，她那时经常推着个小孙子还是孙女儿出来，其乐融融的样子，可年轻时候的风采依稀可辨。魔女还给我纠正呢，说张先生早锻炼的时候不拿剑，拿的是扇子。。。萨费了半天劲也没回忆起来张先生到底拿的是剑还是扇子，反正一帮老太太呢，弄混的可能性很大。最后我觉得还是接受扇子的说法，这种细节问题上，女的比男的记得清楚。 要说当时第一代计算机研制者中，女性并不在少数，就在这支晨练队伍里，还有赵静芳先生，是最早研究存储器的，那是无论扇子还是剑都见她比划过，文武双全的人物。 不过，赵先生自己似乎不肯承认“文武双全”这类评价，比如，有一回我和她说起研制长城203来，赵先生沉吟了一下，说也没干什么，净整天穿磁芯儿了。 磁芯儿是什么？说起来就是一个个小磁环，是五六十年代计算机的主流存储设备。它的形状象甜甜圈，每一个小磁环可以通过电流赋予正向的或者反向的磁场，正向的，代表一个二进制的“1”，反向的代表一个“0”，把很多小磁环穿起来，可以以二进制的方式表达某种含义。比如阿拉伯数字“5”，在二进制中是 “101”。表达阿拉伯数字“5”，只需要三个磁芯儿，第一个带正向磁场，第二个带反向磁场，第三个带正向磁场，顺序排起来，这就是“5”。用这种方式显然可以存储数据，但您可以想想表达个万八千儿的数字需要多少磁环，表达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又得用多少磁环。。。 这个玩意儿和中国人还有点儿关系，它的发明人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王安，这个曾经耀眼的名字，已经随着文字处理机的消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img border="0" src="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099/4790597204_8411997491.jpg" /> 少年王安，这位后来的美籍华人曾为Chinese在世界计算机领域留下了辉煌的足迹 考虑到磁芯存储的效率，当512K软盘出现的时候，科学院很多人惊叹“天文数字”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惊叹萨倒没有经历，但1991年一个美国教授带了台价值十几万人民币的光盘机到北师大讲学，用一张光盘放下了秦始皇兵马俑的全部资料（一张只读光盘价格三千多人民币），其爆炸性的效果记忆犹新，以至于直到今日，让我拿作广告的光盘当茶杯垫，还老有心理障碍。 穿磁芯儿就是用细导线把一个个磁芯儿穿在一起，听起来好像属于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干活。 赵先生说自己整天穿磁芯儿，这话弄得我不得要领 – 赵静芳先生何许人也？中国科技大第一届毕业生，在科学院系统那跟国民党军队里黄埔一期一样豪横（赵先生自己说，科大第二届的比第一届还豪横。这个说法不知真假，戴宗铎戴先生就是科大第二届的，但第二届豪横不代表第一届就差了，咱只当赵先生谦虚）. 让黄埔一期的。。。穿磁芯儿？ 这不是跟让孙悟空拿猴毛去纺毛线一样浪费人才么？. 无独有偶，我熟悉的几位早期女研究员无论本国培养的还是留学回来的，几乎都提到自己穿磁芯儿的事儿，似乎这在当时是个很时髦的事情。 一来二去忽然发现里面有点儿不对 – 怎么这样说的都是女的阿？. 后来才明白，赵先生她们当然不仅仅是穿磁芯儿的，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那才是检验女工程师们水平的地方，而她们当时所完成的工作绝对值得骄傲。让赵先生们一提研制计算机就想起来穿磁芯，那纯粹是因为这项工作足以给人留下了心理障碍。 <img border="0" src="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134/4789964505_2af58b2c4f.jpg" /> 这就是磁芯存储器，猜猜它有多大？ 父亲告诉我，这些磁芯儿每一个只有芝麻粒大！ . <img border="0" src="http://far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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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三。法国舅姥爷胎死腹中——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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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align="absmiddle" 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 前面提到我国早期台式计算机有个意大利舅老爷。 所谓“意大利舅老爷”指的是一台意大利台式计算机，这台机器本来是为了作一个项目买进来的，属于一锤子买卖，与技术引进无关，而且买的时候就不算先进。 其实，我国“自力更生”时代研制的各型计算机，大多带有国外成功机型的影子，利用了很多现成技术，早期10X系列大型机主要是苏联技术，中苏交恶以后，这就不要想了。长城20X系列台式机的核心技术，则参考了这台意大利计算机的设计，这台不算先进的机器，对长城20X系列的开发却产生了不能更重要的影响。把这台意大利计算机称作长城机的“舅老爷”可说恰如其分。 记得龙芯出来的时候，颇有人质疑其中用了国外的一些专利技术。这件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如果指责研究中用国外的专利技术，感觉是有点儿没道理。参考和使用前人的科研成果并不丢人，确切地说，这才是科研的正常做法。如牛顿所说的那样 – 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 想不往人家肩膀上站就比牛顿还高，那八成不是尼采就是疯子。我国“自力更生”时代的科研多依靠自己从零开始，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单单要争这口气，而是人家对我们搞封锁。想要老大哥的技术援助？人家不给，想买美帝国主义的专利？人家不卖，没办法我们才只好自力更生呢。这样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问题是，从未听说过意大利在计算机技术上有过什么“世界领先”的时候，更没听说意大利和我们有过什么这方面的交流（同为老牌法西斯的德国倒帮过我们的忙，不过是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干吗弄一台意大利计算机来作参考呢？这纯属迫不得已。 本来这个舅老爷可能来自法国，文革改变了这种可能。. 大家都晓得，和苏联翻脸之后，我们的科研事业受到重创。这是正常和无奈的事情，建国的时候底子太薄，基本没有工业基础，高小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以当时科研人员的总量和人口比例而言，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并基本满足国防和工业方面的需要，做到这样的成就中国人已经足以骄傲。科技是要投入的，也要有积累和交流，这是客观规律。在那种情况下“赶英超美”暂时只能是一个口号，若是真做到了，那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了不起，而是八成不属于地球生物。 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以后，根据国家需要，中科院一面继续大型机的开发，一面开始了台式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可以在较为严酷的环境中工作，并机动灵活的台式机无论军用民用都有重大价值。当时科学院也经历了老大哥“背信弃义”的重大影响。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此时，再利用五十年代从苏联获得的技术已经不大现实，那样造出的台式机只怕尺寸不会小于大象，从国外获得相关的急需先进技术，就成了一件重要课题。 为什么当时不考虑全由我们自己“自力更生”呢？ 没有问过，我推测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很早以前老爷子和我提到过的，我国科技界在80年代以前确实有不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但这些科研成果的共同特点是 –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说得明白一点，国外出成果，过程是金字塔型的，底盘大，逐步积累，几个甚至几十个发展方向齐头并进，相互受益，出成果是个时间问题。我们不行，没有这样多的财力，也没有这样多的科研力量，所以我们的成果通常是一个继承一个，在前一个成果基础上“逼”出下一个成果，看起来跟竹竿一样，虽然可以竖得和人家一样高，但没有人家稳当。 这个类似竹竿的结构对科研来说真是要命的事情，因为如果中间走错一步，就不可能得到“世界先进”这个结果了。好在当时中国科技界上层有几位眼光极为锐利的人物把关，研究方向总是把握得很准，所以才能不时出现“奇迹”。这造成我们在某个领域的先进成果，只代表在这个点上先进，但无法说在这个领域整体都先进，其它部分可能差得很远。于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这也限制了我们全盘“自力更生”的能力；. 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感觉的，似乎陈景润先生之前我国科技界一直不太重视基础研究，因此高科技发展缺乏基础研究的有力支撑。 这仅仅是推测，无论如何，华罗庚华老肯定比我聪明，他都认为必须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台式机才能上马，一定有他的硬道理。. 当时的合作方向是法国。 大约这是因为世界的两大阵营，无论苏美当时与中国都是敌对的关系，只有戴高乐的法国桀骜不驯，即不买苏联的帐，也不买美国的帐，1964年“悍然”和中国建交。此时，法国在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上不甚积极，在政治上有合作的可能。 只要有合作的可能，下面就好办了 – 华老何许人也？冯诺伊曼的老朋友，在世界计算机界他可以横着走的，还怕找不到关系？。 很快，法国科技界就接住了橄榄枝，愿意与中国科学院进行技术方面的共同研究，同意为中国培养一批技术人才，并提供新式晶体管计算机的样机。 实际上，萨爹就是当时准备派赴法国进修的五名中科院技术骨干之一。直到他去世后，整理他留下的旧书，还有当时法语学习的教材。科学院同时根据经费情况，分两批向法国购买计算机样机，第一批是一台新式大型机，第二批是数台新式微型台式计算机，作为研究参考。。 法国方面对这笔交易基本是够意思的，到1966年，那台大型机已经运送到中国。 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文革爆发了。中科院受到政治风波的严重冲击，几乎所有涉外的技术交流都被中止。萨爹一行的留法计划和第二批从法国购买台式计算机的项目也在其中。“法国舅老爷”胎死腹中，运到中国的那台法国大型机命运更加悲惨，1967年竟在长春被某派造反组织焚毁。。 科学院的大型机为何会在长春被毁呢？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长春光机所，一直到文革都是行政上隶属于科学院的，中科院计算机研制的重要单位，他们的研究重点在基础元件制造。当时，中科院物理所的胡佩生等科研骨干都在那里工作，并取得了我国第一代发光二极管研制成功等科研成果。直到1968年，这个所才从科学院划出去。。 这台法国计算机运到长春，本来有对其部件进行研究仿制的任务。不幸长春是文革开始后武斗最激烈的城市之一，这台计算机也在混乱中被毁，没有来得及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法国的合作就此搁浅，看来，真的要从零开始了。。 [待续] <div> <a target="_blank" href="http://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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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二.龙芯还有一个名字叫夏芯——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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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文字中提到101大型机系列，有一张计算所三室人员合影，有朋友问中间很有神韵的那位女性是谁。说实话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小的时候听人提到我国早期计算机研制者中，的确有一个出色又很有风度的女工程师，这就是出身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夏培肃，我很怀疑这张照片中的，就是夏培肃。 <img border="0" src="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093/4789922941_f5a3956dcd_b.jpg" /> 象不象？ 夏培肃的主要贡献是直接领导了101系列中107机的研制，107机的传奇曾久久在科研人员中传颂。 . 107大型机在当时是一个震撼式的成果，大家说107机太厉害了，内存大得惊人，持续工作时间也长得惊人。当然价格也贵的惊人，全国，只造了两台，每一台，要占四个四十平米的机房（这可不算大，104机安装起来要400平米呢），其中一台交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为了避免技术的泄漏和“阶级敌人破坏”，专门为它成立了一个保卫处！ 事实上，也就是当时还不流行BT这个词，不然，准得给107机安上。 . 变态到何等程度呢？ 内存达到了1024字节，持续工作时间达到了20个小时。 . 这个成果震动了全国计算机界（在世界上，当时已经不能算很先进了。可是107机摆脱了完全依赖苏联设计规范的时代，可算是我国计算机研制的一大进步） 我们家今天的计算机内存1G，等于1024X1024X1024个字节，是107机的一百万倍。。。 . 幸好107机是1960年研制的。 应该感叹的，不是今天我们家的计算机多先进，而是计算机发展的速度太惊人了，让人很容易将祖师爷当成骗子。 . 夏培肃先生“里通外国”的出身要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有点儿问题，但在科学院这个地方算不得什么，大约因为解放前能够获得深造的多半家境较好，当时科学院出身有问题的人很多。比如我国第一代发光二极管的研制核心胡佩生先生，父亲就是江西一个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局长，和蒋经国颇有些不清不明的关系，后来死在狱中。但胡先生后来成为物理所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之一。他们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据说得益于两个人甚多，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一个是当时的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张劲夫为人正直，与这些知识分子关系融洽，而且十分保护，曾说，我不论你家什么出身，只看你的报国之志。 为此，张劲夫文革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 . 面对这种保护，知识分子，也是以国士报之的。夏培肃先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因为缺乏照顾，出意外死在她研制107机的期间，第二个儿子，也因为父母工作太忙难以顾及而身体一直不太好。 萨爹和夏培肃先生的工作没有太多交集，但1960年，他到科学院工作的时候，曾随队到门头沟搞四清，夏培肃先生也在队里。因为四清生活太艰苦，从山里出来，回来的路上，夏培肃先生出钱大家“洗劫”了第一个卖油条的小铺子。那时候的夏先生，和大家一起如狼似虎地大嚼油条，一点儿也没有英国博士的风度。 . 谈到夏先生，她出国前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南京大学此后一直没有多少人参加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只有一位酷似潘虹的杨立芝研究员（也是长城203的核心研制人员之一）从那里来，而且原因颇为偶然。估计，是全国各大学学术重点不同造成的。因为夏先生的丈夫是杨立铭院士，还有人询问杨立芝研究员与杨立铭院士是不是亲戚。 这纯属巧合，两个人的籍贯根本不是一个地方，中国计算机界似乎一直也没有裙带的风气，遗传的倒是不少，今天很多老研究员的子弟也在干他们家老爷子老太太的行当，而且成果大多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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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早期计算机研制中的一些小故事引子及一 ——萨苏

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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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计算机研制中的一些小故事引子及一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我经常推着轮椅送他去医院检查或者治疗。有一天，从放疗科出来，他说累了，歇一会儿吧。于是，我们就坐在肿瘤医院的走廊里，歇一会儿。接近傍晚的阳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来，是金黄色的。父亲眯缝着眼，很享受的样子。半晌，对我说，其实龙芯和我们当初搞的长城203，没有传承关系，长城203的后续研究，是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作的。。。这是一个突兀的话题，使我有点儿发懵，而父亲的表情丝毫不显得突兀。不过，这倒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科学院的计算机研究，后来怎么会跑到成都去了？于是，他说，我听。说完了，我推着他回去。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会说起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来，事情都不大，往往颇为琐碎，也不怎么系统，都和技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讲得津津有味，我听得也津津有味。父亲似乎有些怀旧呢。我想。那天晚上，他看我在计算机上写东西，慢慢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用一辈子都没有过的柔和对我说 – 你现在不要急着写。这种待遇让我有些吃惊，我说，爸，我就是记下来，免得忘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用同样的语调轻轻说道：“以后再写吧。”转身走了。后来，我想，他是怕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他还在反对我写东西。他知道我怕他。其实，现在看看当时的笔记，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只是读着还有些新鲜 – 对我如此，对不了解他们这一行的人，大约也如此。一．只会做加法的计算机听父亲说起来，才澄清了我一个一直错误的观念 – 我以为中国计算机的研制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其实我国的计算机起步很早，1950年代，就已经生产出第一代电子计算机来了。那个时候，生产出来的是大型机，功能。。。是绝对不敢跟今天的计算器相比的。科学院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大约是1958年研制成功的，父亲记得“是张修他们搞的”，是一台主要部件为电子管的计算机。那时科学院搞了一个大型及系列，编号大约是按照101，102，103。。。这样顺序来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等父亲他们后来上马微型机的时候，也就参考了这个编号，研制成的分别是 201，202，203。。。只是前面加了一个标号 – “长城”，这就是后来长城系列计算机的由来。我后来查了一下，觉得父亲的说法有误，因为当时从事这台计算机研究的，主要是“老三室”—即计算数学研究室的成员，也得到了当时的苏联专家什梅格列夫斯基等人大力协助。后来在计算所担任所长的张修先生，1958年并不在这个室，甚至不在国内，而是在列宁格勒工学院作访问学者，1960年才返回科学院工作。因此，他不大可能参加了这台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制。不过，张修先生的确长期是计算所的业务骨干，我想老爷子的意思是“张修所在的那个部门搞的”。 “老三室”成员 1958 父亲到科学院以后在“老六室”，早期是研究纯数学问题的，和计算机开始打交道是后来的事情。然而，他接触计算机的研究，时间却早得多，这是因为，50年代后期，全国很多科研单位掀起了一股“计算机热”，大家都在研究计算机。中国当时的平均教育水平和今天不能相比，因此，凡是理科较好的院校，几乎都被这股风波及，北大也不例外。父亲最早接触计算机研究，是五十年代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学习的时候。当时北大也决心研制计算机，他们是三个系联合搞，一个数学系，一个物理系，还有一个好像是无线电系。挑头的是物理系一个教授，这个人形象很特别，只有一条腿，但肌肉发达，身体很好。萨爹说他似乎有些军人气质，怀疑是从部队上下来的。这个人，相信如果找当时在北大物理系工作的前辈查，一定可以查出是谁来。萨爹属于大学高年级学生，当时他们已经被作为国家级的准技术骨干使用了。今天几乎都在为毕业分配烦恼的大学生们，对此的感觉恐怕是哭笑不得。当然，以他们的水平，设计还是轮不上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焊接电路板 – 一块电路板上有一个浑似灯泡的电子管，还有一些电容，二极管等辅助器件，焊好后一块一块插起来，最后弄到一间房子那样大，就是当时的计算机。不过，这种电子管的寿命，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到了时间无论好坏一律拔掉丢在筐里做报废处理。萨爹对当时系里到处废旧“电灯泡”的场面记忆犹新。不过，他们最大的烦恼还不是电子管的寿命，而是经常出现假焊，萨爹耐心，检查假焊的工作经常由他来做。这样，冬去春来，夏去秋来，一年的苦干，到1959年国庆节，这台机器终于可以运行了。运行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 也许因为设计的问题，北大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虽然能工作，却只会计算加法，不会减法 – 其实萨爹说这也意味着它可以做乘法，因为乘法就是重复的加，这个它可以做。面对这样一个成品，教授一筹莫展，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学校一面表扬一面挠头，不知道这样一个东西怎样报销。。。正在这时，部队来人了，重金买下了这台“鸡肋”，也没提要改进。如释重负的领导和教授们很高兴，又有点儿不理解 – 只会加法的机器，怎么用啊？后来，交货的回来，忍俊不禁的说了原委 – 原来，部队同时买下了北大和清华（据说时，但没有确认，也许是另一家同样水平的高校）两家的试制产品 – 清华的那一台阿，跟北大的正相反，光会做减法不会做加法，也是找不到毛病。于是，部队说，干脆都买了，不就什么都能算了？因为这件事，北大和清华做计算机研究的这批人，相互碰上都有点儿抬不起头来。。。可能都觉得有点儿丢人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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